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在京举办“2016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本次论坛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为主题，共同讨论如何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体制？如何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如何建立对外投资风险规避机制和必要的保障体系？等等重大议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出席并演讲。

李开孟称，这几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在这样一个快速“走出去”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企业相关准备没有做好的问题，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承担一些重大项目。我想谈三点感受最深的：

第一，要慎言国家利益、国家战略。有很多项目因为涉及较强的国家利益，所以要求国家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资源和优惠，这是国内审批项目“跑部钱进”的思路在境外的一种体现。因为把项目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政府主管部门不批就会说不考虑国家利益，我们作为论证专家也必须同意这个项目。

但实际上从产业、市场、法律各方面进行认真的专业论证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我们认为境外投资项目，无论投资多大，首先是一种市场选择、市场商业决策结果，只有把商业做好了才能说带来这样的国家利益。

例如这几年大量境外能源资源项目，包括绿地投资，包括并购项目，真正非常成功的不多，比如到非洲开采石油，难道一定要运回国内吗？再比如到境外搞农业，种的粮食必须运到国内，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种粮食首先要考虑商业利益，卖到当地，促进世界范围的粮食供应增加，自然而然中国粮食安全就实现。

第二，到境外投资要学会国际语言。国内投资项目审批管理体制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市场上，一般把投资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项目，一类是私人部门项目，这个逻辑分得很清楚。

公共项目因为涉及公众利益，所以有一套公共项目的审查机制，私人部门项目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按照市场机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来审查项目。而国内是讲投资项目分为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审批制，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对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在核准目录之内的实行核准制及，目录之外的实行备案制。

而且我们认为企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有、民营、外资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企业都应按照统一的国民待遇，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逻辑上和国外不一样。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国有企业，对应到国外到底是公共项目还是私人项目，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是私人项目，逻辑上说不通。

如果是公共部门的项目，好像也不行，因为国有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有自身的利益，不可能让他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公共利益。在国内都这样做，但走出去了就有问题，重大的项目都是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这些企业在非洲、发展中国家操作水平很高，直接见总统、见首相、见议长，把项目签下来，最后政府部门出面完善后面的东西，往往都是企业发挥主导作用。但这里会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会存在潜在的风险，因为把境内的运作项目的手段拿到国外。

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对外投资，尤其到发达国家时就会存在问题，因为发达国家会认为国有企业代表的是中国政府，对外资并购或者投资的安全审查和一般的市场化私人项目是不一样的，要求更严格。

虽然我们的国有企业大都经过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全是商业化项目，但是对方往往不听这种解释。因此，如何讲好国际语言，对于国有企业是需要补上的一课。　　

第三，要敬畏社会责任。国际上、外国政府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以社会责任为理由来阻止我们走出去，但社会责任就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我们的水电项目走出去涉及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如果在当地的安置出现问题，出现了罢工、集会，最后将会损害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声望。

我们不能简单埋怨人家不理解我们，而是要试图理解他们，因为我们的很多想法、理念跟当地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征地拆迁时仅考虑安置补偿，安置补偿仅仅是物质利益的补偿，但是从当地的理念来说，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有其他的资本，比如绿色资本，因为水电的建设使得生物多样性减少，陆生植物、水生动物减少，有些是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当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温饱没有解决时，对这种损失的支付意愿是很低的，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或者更高时就认为这种损失是很高的。　　

再一个是人力资本的损失，本来在当地是养鱼、种庄稼的，现在让他进城，原来人力资本的价值就损失了，要进行再就业、再培训，这样的损失也很重要。

社会资本，是在当地形成的一种传统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当你把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时，社会结构的重建会带来社会资本的的损失。所以“走出去”时如何尽到社会责任，敬畏社会责任，这是我们要补的课，而不是躲避，或从政治或者其他角度埋怨他们。

强调要慎言国家利益，并不是说不讲国家利益，因为企业“走出去”也是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讲国家利益，要维护国家利益，但不能因为这个来要求政府来争取政策，当强调国家利益时要进行专业的量化分析。

强调国有企业要学会讲国际语言，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境外承担 重大项目的运作，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是不要把国内运作项目的这一套移植到国外。

要尽社会责任，并不是不追求利益，但要做好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使得“走出去”能够持久下去，规避“走出去”的风险。

注：本文转载自《经济参考报》，201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