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和国的钢铁岁月》一书通过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石启荣同志的访谈，揭示了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现了钢铁工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钢铁工业的历史传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正能量。本书20余万字，由在石启荣身边工作的同志们历经十多年收集整理而成，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对了解共和国火红的钢铁年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钢铁工业未来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本部坐落在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长江南岸，占地面积21.17平方公里，于1955年开始建设，1958年9月13日建成投产，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苏联帮助兴建的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钢铁行业重点布局的南方钢铁大厂。

1958年武钢高炉建成投产，毛泽东前往视察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武钢从勘察厂址、开工兴建到投入生产、续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武钢已成为集矿山采掘、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及物流、配套公辅设施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全球最大、质量品种一流的硅钢生产基地，是我国主要的中高档轿车面板生产制造企业之一。武钢集团现已具备年产钢4000万吨的生产能力，产能规模稳居中国前五、世界前十。2014年，武钢生产粗钢275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450亿元，利润总额16.8亿元，员工总数超过8万人，已连续五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位居第310位。

武钢风貌

武钢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一面旗帜，历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青山本部累计粗钢产量已超过3亿吨，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顾武钢光辉的历史，从选址初建到成为我国钢铁行业的璀璨明珠，得益于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爱，也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在筹建初期，许许多多设计和勘察人员，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开展了资源勘察、厂址选择、资料搜集、设计制图、方案论证审查等富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各路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武钢，夜以继日地艰苦劳动，确保一个又一个建设项目保质保量的胜利竣工。在壮大发展时期，相关部委领导和钢铁行业专家们统筹全局，高瞻远瞩，以高度的责任感，为武钢向现代化钢铁强企迈进作出了卓越贡献。

而在武钢每一个历史抉择时刻，都能发现石启荣同志虽不高大，但却挺拔坚忍的身影，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跃然纸上。在1954年武钢初步设计专家审查会上，初出茅庐的他大胆直言，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高炉设计指标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吹响了武钢建设新中国现代化钢铁企业的号角，受到苏联技术专家的点名表扬。在20世纪90年代武钢硅钢二期工程建设时期，他力主使用国家财政拨款代替日本贷款，大大降低了武钢的资金压力，为武钢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硅钢生产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期，他力排众议，力主决策建设我国第一套2250mm热连轧机，为武钢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汽车板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回顾历史，这些重大谋划和决策对武钢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石启荣同志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为武钢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

历经风雨五十余载，石启荣同志也从一位翩翩少年成为须发皆白的耄耋老者，见证了作为新中国钢铁旗帜的武钢从诞生到辉煌的发展历程。本篇梳理记录了石启荣同志见证和支持武钢发展的典型事例以及背后的故事，供广大读者细细品味。

耄耋老者石启荣

一、才华渐溢，武钢一期审设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尤其在工业领域，基础十分薄弱。毛主席曾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呈现了当时我国工业的现实情况。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支撑战略发展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一五”计划时期，以苏联设计和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为核心，我国明确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攻方向，而钢铁、能源等领域又是重中之重。

在“156项”重点工程之中，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项目尤为重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但厂址选择多有争议，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9月，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的建厂建议书由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提交给毛主席，建议书中介绍了有条件建设年产100万吨钢以上大钢铁厂的几个地区：鞍山、本溪、石景山、大冶、海南岛和白云鄂博，并提出建议，因大冶地区位于我国中心地带，有长江水运便利条件，且资源富集，本地就有铁矿石以及石灰石、白云石等辅料资源，周边的江西、安徽、河南省有大量煤炭，钢厂产品可就近供应中南、西南、华东等广大区域，在大冶地区建厂可使我国钢铁行业形成“一南一北”（北方的鞍钢）两大基地的有利态势。毛主席在百忙中多次与周恩来总理磋商，广泛听取中财委、重工业部和苏联专家的建议，并几次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最终做出了“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武汉附近的大冶地区”，建设南方钢铁大厂，为优化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力布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厂址具体位置的勘察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54年2月，苏联黑色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院长别良其可夫，率专家组来武汉协助厂址选择一事，但对我国提供的武昌徐家棚、咸宁贺胜桥（北伐战役遗址）、汀泗桥（北伐战役遗址）等6个候选厂址进行现场勘察，都不满意，或是地处丘陵，或是气候条件不利，且可利用土地面积均在4平方公里以下，建设大型钢铁企业显得紧张。

一个偶然的机会，苏联专家组在勘察过程中爬上一座石山，展望青山荒野，占地面积超过7平方公里，水源、交通、地质地形俱佳，正是建设南方大厂的最佳选择，此处便是如今武钢青山本部所在。于是，在1954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厂址最终选定在武汉青山区，且正式命名为“武汉钢铁公司”。从此，展开了武钢在新中国钢铁冶金史上的金色篇章。

新中国南方钢铁大厂选址

厂址确定后，武钢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其重中之重，就是由苏联承担的方案设计工作。1955年，苏联哈尔科夫（位于今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设计院提交了武钢“一期工程规模年产钢120万吨至150万吨，预留300万吨规模可能性”的设计方案，并由国家建委组织抽调钢铁行业权威专家和设计人员，在武汉召开初步设计专家审查会议，石启荣同志就是当年参会专家之一。那时，他已在鞍钢设计院炼铁设计科工作三年有余，时任鞍钢设计院炼铁科科长的金鑫同志慧眼识珠，发现了石启荣同志勤于专业知识、敢于坚持真理、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潜质，故派他作为高炉方面的代表，参加鞍钢设计院对武钢工程的初步设计审查会。这对只有26岁、参加工作才3年的石启荣同志来说，既是对他业务能力的充分肯定，又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

苏联专家现场勘查

专家审查会上，面对苏联哈尔科夫设计院设计的拥有蒸汽喷吹、控制系统等当时先进设备和大风、高温、高冶炼强度先进操作工艺的，特别是设计指标比鞍钢还先进的武钢1号1386m³高炉设计方案，参会的我国钢铁行业专家基本都持反对意见，认为苏联提出的设计指标过于先进，很难实现，要求修改设计指标。可石启荣同志不这么看，他认为，苏联提出的武钢高炉技术指标符合技术进步、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且配置了相关的技术措施，只要配套设施完备，其设计指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促进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进步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现实情况是，作为当时会场上年龄最小、职务最低、资历最浅的年轻人，公开提出反对众多知名专家、领导的观点，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也犹豫过，他也迟疑过，但最终，支持武钢建设的责任感和对我国钢铁工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使他充满了力量，鼓起勇气在审查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石启荣同志的发言言简意赅，有理有据，得到当时武钢设计院的肖院长和总设计师易大元的支持。苏联钢铁专家在审查会总结时，表扬了石启荣同志，认为他的发言很有见地，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具有发展的眼光。最后，专家审查会通过了苏联提出的武钢高炉设计方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谁能想到，石启荣同志这颗“小石头”，却成为促成武钢高炉初步设计顺利通过审查的关键因素。虽然在审查会后有关石启荣“居功自傲”（1953年在鞍钢三大工程中立功）、“不尊重老同志”等言论不绝于耳，但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在他眼里，个人得失与加快武钢建设、推动行业发展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主席亲临武钢，现场观看了当时我国最大、世界一流的武钢1号高炉（1386m³）顺利生产出第一炉铁水，感到欢欣鼓舞。武钢1号高炉的顺利投产，客观上也验证了石启荣同志当年在初步设计审查会上所提出观点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武钢初步设计苏联专家解释会

毛主席观摩武钢1号高炉出铁

二、多方协调，〇七工程意义大

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也称“〇七工程”），是在20世纪

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的，历经6年，于1980年年底建成投产，次年年底经以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招为首组建的验收工作组验收通过。机缘巧合，时任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副局长的石启荣同志，被委任验收工作组秘书长一职，继作为专家参加初步设计审查之后，再一次见证了武钢发展壮大的历史性时刻。石启荣同志在1957年年底国家建委撤销后又被分配到国家计委重工业局钢铁处负责钢厂年度和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为了了解武钢每年的建设资金、工程进度、资金使用等具体情况，石启荣同志每年都要几次去武钢调查研究。

在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经国家验收时，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着争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比如，轧机用电问题。当时，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建成后，电力供应不足，影响了轧机的正常运转。有的领导就提出：“武钢搞钢铁搞了几十年，都不知道轧机需要用电么？”这极大地打击了武钢的自信心和积极性。石启荣同志在了解情况后，向《人民日报》记者澄清解答说，武钢在一米七轧机建设时就已经意识到电力供应的重要性，为满足武钢“〇七工程”安装容量30多万千瓦的设备用电，特意从河南引入供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冷轧厂第一卷钢卷

可以看出，借助国家验收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的机会，石启荣同志发挥其卓越的人格魅力和聪明才智，多方协调，为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看待这一投资巨大、模式创新、全套引进国外先进装备的钢铁项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恢复了名誉，确保了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我国钢铁工业走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通过“四恢复”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有效实施，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已达到甚至超过了核定设计能力。事实证明，石启荣同志支持武钢“○七工程”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有意义的。

后来，顺利达产达效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作为当时我国钢铁行业最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mm热连轧机，为正处于建设中的，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宝钢二期2050mm热连轧工程的生产培训等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三、功不可没，硅钢二期效益佳

硅钢，也称为电工钢，是电力、电子和军事工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软磁材料，是支撑国家机电产业与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功能材料之一。从用途上区分，硅钢分为取向硅钢和无取向硅钢，其中取向硅钢是钢铁行业中工艺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关键品种之一，主要用于制造各种变压器铁芯，素有“钢铁工艺品”之称，其制造技术和产品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钢铁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武钢冷轧硅钢二期工程筹划初期，原计划采用日本贷款方式建设，时任国家计委党组成员、专职委员的石启荣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从国家层面看，冷轧硅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材料，每使用1万吨冷轧硅钢代替低效的热轧硅钢产品，就能节省1亿度电，武钢冷轧硅钢二期工程4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相当于每年为国家节约40亿度电，也就是每年可以节约一座刘家峡水电站的发电总量，这对节约宝贵的资源和能源、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理应享受国家资金重点支持；从企业层面看，武钢为满足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研发和生产技术含量极高的冷轧取向硅钢等关键钢材品种，将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再使用日本贷款的方式建设硅钢二期项目，企业将背负过大的财务费用包袱，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也不利于项目早日达产达效、实现社会效益。

武钢冷轧硅钢工程，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取向硅钢市场的垄断，改善了机电行业关键材料长期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促进我国钢铁工业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武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武钢乃至我国钢铁工业的“掌上明珠”，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爱和支持，这其中，也少不了石启荣同志的一份功劳。

四、学富五车，轧机选型排众议

进入21世纪，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钢铁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和巨大的进步，技术装备、产品结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优化，装备国产化率、产品市场占有率、自主研发水平、节能减排水平明显提高，为支撑和保障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我国粗钢产量已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上粗钢产量最大的国家。

站在世纪之交，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为了发展、为了竞争、为了再次腾飞，武钢重新审视了1000万吨钢的发展规划，决定把提升产品档次、优化产品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力争把武钢做精、做优、做强、做大。

事实胜于雄辩。时至今日，武钢2250mm热连轧机不但没有进入博物馆，而且依然在为武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战略布局，防城港钢铁基地

广西防城港市，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地缘条件得天独厚，是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拥有沿海深水良港等优势。进入21世纪，广西壮族自治区出于发挥地缘优势、做强钢铁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提出在防城港建设千万吨级沿海钢铁精品基地。由谁来建设？当时广西最大的钢铁企业——柳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的粗钢产量仅有122万吨，显然不具备建设千万吨级钢铁精品基地的实力和条件，发展心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希望与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合作建设。

国家于2012年5月同时批准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和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两个项目。2015年8月，宝钢湛江钢铁基地一期工程全面投产。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先期建设了一套2030mm冷轧机组，并于2016年3月投产。

石启荣同志简介

 男，汉族，1929 年 3 月出生于四川达州渠县清溪镇百花村。 

1948 年 9 月至 1952 年 7 月，国立重庆大学工学院冶金系学习。 

1952 年 8 月至 1955 年 5 月，国家分配至鞍山钢铁公司工作。

1955 年 5 月至 1957 年 12 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本书以下简称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冶金处，工程师。 

1958 年 1 月至 1973 年 10 月，国家计委重工业局钢铁处，工程师。 

1973 年 11 月至 1978 年 10 月，河北省邯郸钢铁总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1978 年 10 月至 1982 年 11 月，国家建设委员会重工业局副局长、局长

1982 年 12 月至 1983 年 10 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

1983 年 11 月至今，国家计委委员、专职委员、党组成员、 顾问。 

其中：1985 年 10 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1994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卸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后，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投资协会常务副会长及名誉会长。 

1999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稽查组组长。 

2003 年 12 月退休后，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