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欧高端智库报告分析（下篇）

——基于13384篇报告的大数据分析

王一童 柴亚超 童天乐

一、研究背景

2024年下半年，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呈现出稳中求变、变中求进的复杂调整态势，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2024年全球经济继续缓慢复苏，制造业景气度逐步修复，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国际贸易呈现回升迹象。与此同时，全球正经历以数字化、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深刻变革，新兴技术加速重构产业格局，清洁能源产业链和关键矿产资源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各国加速推进能源转型，由于不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美欧国家力图通过立法和政策强化关键矿产本土化战略，围绕锂、钴等战略性资源展开激烈竞争。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先机、掌握战略主动、有效应对风险。美欧智库凭借深厚研究积淀和广泛影响力，其政策分析报告已成为透视政府决策逻辑和社会舆情的重要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区域不平衡，亚洲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扩张而欧美呈现疲软态势，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因素，经济温和复苏中波动风险显著。面对多极化趋势深化和产业链重构，加强国际合作与结构性改革成为各国应对挑战的共同选择。在此背景下，统筹把握技术创新、资源安全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2022年以来，中咨公司持续跟踪美欧智库研究动向，对美欧智库全量报告文本进行大数据分析，本报告属于美欧智库成果大数据研究系列。全面了解美欧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中国发展等关键领域的认知情况，可助力我国政府决策部门及时研判美欧国家对我国的政策战略意图，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应对策略，提升我国信息情报领域的决策参考服务水平。

二、样本选取

研究样本选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又称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美国兰德公司（Rand）、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简称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和美国进步中心（CAP.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9家智库。

样本报告涵盖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中国、军事、科技、安全、贸易、供应链、规则、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特朗普、制裁等相关关键词的研究报告，共计13384篇。

三、文本数据分析

（一）各智库关注领域 

据统计，2024年下半年，美欧智库中聚焦安全、科技、国际政治等议题的研究报告占比在五分之二左右；聚焦中国、资源、制裁等议题的研究报告占比在四分之一左右；聚焦贸易、规则、军事、地缘政治等议题的研究报告约占五分之一；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供应链、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等议题的研究报告约占八分之一。

1.威尔逊中心

威尔逊中心聚焦国际政治与规则研究，指出在全球技术竞争深化的当下，美国需构建强有力的技术联盟以巩固竞争力。威尔逊中心认为当前技术竞争已成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核心议题，面对中国等国家的挑战，美国必须通过联盟机制整合资源。这种协作不仅能推动技术创新，更可以在关键领域形成协同合力，有效应对包含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通过共享最佳实践与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得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技术领导地位，实现战略目标与安全需求的平衡。

在国际规则塑造的研究中，威尔逊中心认为，国际政治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意识形态斗争” 转化为 “利益博弈”，这种转型既造成了国际秩序混乱，也孕育着新规则体系萌芽。特朗普政府将对华政策从 “价值观遏制”转向“经济脱钩+科技封锁”。对 TikTok的75天宽限期、稀土出口管制、半导体禁令等措施，本质是用商业手段实现战略目标。中国则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同球共济”理念，构建替代规则体系等措施予以应对。

2.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其研究相对侧重安全和贸易方面。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近几十年来基于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尤其是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调整及其对国际规则的履约弱化造成其影响力不断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国际规则基础秩序正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单边行动和对国际规则的忽视必定导致他国反制性响应，进而削弱全球合作的基础。为了维护有效的国际秩序，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建立明确的规则和标准，以应对新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保护主义。只有通过合作和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

布鲁金斯学会通过大量分析全球贸易问题，提出美欧应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国际合作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至关重要，但这种合作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压力。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是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贸易政策和全球金融等问题的关键。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在面对经济保护主义和国家安全考量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各国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以应对共同的挑战。

3.布鲁盖尔研究所

布鲁盖尔研究所是欧洲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智库，很多欧盟国家政府和跨国大公司都是其会员。近几年来，其关注重点多是国际政治和特朗普带来的影响。在国际政治领域，布鲁盖尔研究所强调，国家战略部门（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发展与合作机构、中央情报局、外交部门等）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福利供给中尤为重要，在影响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布鲁盖尔研究所对国际政治专家和学者对海外基地和国际政治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评估，认为专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的判断众说纷纭，整体认知非常复杂，没有较为明确的一致观点。

在特朗普专题领域，布鲁盖尔研究所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供应链区域化提升“美国国家安全”，但此举牺牲了全球化分工的效率优势。例如，美国本土半导体工厂的建设成本是东亚的3倍，且缺乏熟练工人，导致产能恢复缓慢。这种低效重组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未来世界会有两种走势，一是有限脱钩下的多极共存，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平行体系，如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等，但中低端制造和能源贸易维持有限合作，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弹性化”特征，经济崩溃风险可控；二是系统性危机与秩序重构，若特朗普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如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债），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连锁崩溃，但这一场景需要叠加地缘冲突（如台海危机）或能源危机才可能触发。

4.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重点分析了美国需要加强的经济贸易安全问题，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资源竞争加剧，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经济战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在资源获取和外交关系方面面临着挑战。中国不断增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重点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开展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其在非洲的战略，以保持其经济和外交竞争力。美国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在发展策略上未能有效利用这些优势，导致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应对这一挑战，兰德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其出口控制策略，并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加大投入，以便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相关研究员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正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在贸易政策、经济安全和技术竞争方面。当前的贸易关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的驱动。美国在应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同时也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和全面的策略，以平衡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此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基金会之一，其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安全、中国问题为研究重点，相关报告约占其研究报告总量的二分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和军事能力，但俄罗斯通过与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合作，逐渐找到规避制裁的途径。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旨在削弱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然而，尽管这些制裁在短期内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俄罗斯却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国、伊朗和朝鲜，逐步建立起了规避制裁的网络。这种合作不仅帮助俄罗斯维持了其军事供应链，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适应能力和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使其能够在制裁环境中生存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

关于安全领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多名研究员提出，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面临着多重挑战，特别是俄罗斯的行动对欧洲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在重新塑造全球安全格局。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欧洲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其安全政策和防御能力。关于中国问题，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这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此外，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在面对大国之间的对抗时，安全理事会的决策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欧洲国家需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并在多边框架内寻求更有效的安全合作。

（二）各领域主要话题

通过分析2024年下半年全球知名智库不同研究主题的高频词，可以窥见不同主题的关注重点，并预测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1.地缘政治：朝鲜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抗衡美国霸权，推动多极化发展进程；北约加强北极地区军事设施的防护，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

朝鲜借大国矛盾谋利，联俄抗美提升地位。金正恩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展现出巧妙的能力，利用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来谋求利益。通过部署军队、核威慑升级及参与国际冲突（如俄乌冲突）换取硬通货和战略资源，同时提升对韩国的地缘优势。这种策略反映了他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朝鲜在中美俄博弈中主动扮演中俄盟友角色，借两国经济、军事和政治支持对抗美日韩联盟，并缓解自身孤立。同时，通过参与多极秩序构建（如呼应中俄“多极世界”主张），争取外交认可并扩大极权阵营影响力。

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混合威胁，加强北极海底设施监测，并深化国际协作机制。由于北极光缆占全球95%数据流量，承载日均10万亿美元交易，鉴于北溪管道之前遭遇过袭击，欧洲利用北极地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方面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等国的混合攻击。增强北约及其成员国对这些脆弱性的态势感知，并采取措施加强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韧性成为必要。这包括投资于监控和保护技术，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威胁。

2.科技竞争：联邦政策的滞后导致各州立法出现割裂，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应加强监管制度的协调与创新。

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性规范体系，这使得各州在责任归属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各州在AI定义、监管重点（如医疗、金融等）和法律责任划分上存在显著分歧，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高昂（例如犹他州要求披露自主互动系统，康涅狄格州聚焦高风险AI透明度）。随着AI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处理AI造成的伤害和责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美国的法律体系是基于各州的普通法，导致不同州在确定责任的关键规则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AI开发者的责任承担和潜在的赔偿金额。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对于确保AI技术的安全和有效应用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为开发者和用户提供明确的法律框架。

大国博弈推动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交流，同盟对抗与创新竞合并存。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各国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与其盟友正在加强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挑战。同时，技术转让和合作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使得各国在技术交流上更加谨慎。各国在寻求技术自主的同时，也在努力建立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关系，以确保在全球技术竞争中保持优势。

3.资源矿产：资源统筹协作保公平，钢铝高关税护本土制造。

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国家级资源管理需统筹多方协作，科学调配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政府推出“公平资源分配计划”，建立跨部门的“资源协调委员会”，整合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公共资源数据，通过算法动态调整贫困社区的财政补贴。例如，国防部开发的“资源矩阵”AI系统可实时分析各州医疗、能源和食品供应链数据，预测资源缺口并生成调配建议。未来，资源管理调配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以确保资源能够被合理利用，并且能够满足最需要的群体的需求。

通过提高钢铝关税保本土资源。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将继续以冶金产品高额进口关税为核心，尤其是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实施的贸易政策以保护主义为主，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等国征收高额关税来减少贸易逆差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复兴。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第二任期计划将关税范围扩大至更多资源类商品，并可能对中国矿产相关产品实施更高税率（如60%）。特朗普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将钢铝等资源视为本土制造业复兴的关键，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减少对外依赖，重振国内生产。

4.气候合作：提升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 

美国以立法投资引领清洁能源转型，深化全球气候合作。美国政府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改革来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改革，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旨在促进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这些政策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通过法律和经济激励措施，推动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能为受化石燃料行业影响的社区和工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通过这些措施，美国希望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美印气候合作聚焦清洁能源与供应链韧性，共推减排目标。美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变，双方在经济、气候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正朝着更加互利和战略性合作的方向发展。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加强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反映了双方在经济政策上的共识。此外，印度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通过与中国的竞争，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5.供应链韧性：地缘竞争推动供应链重构，多元协作与技术创新增强韧性。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各国在经济、技术和安全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地缘竞争驱动供应链重构，多元协作与技术创新提韧性。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外交政策，还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将供应链韧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半导体产业因技术封锁加速区域化布局。当前由于国家安全、关税增加等原因，重复建设供应链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各个国家需在安全与效率间权衡，同时考虑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如半导体产业寻求区域化与全球协作平衡。

推动供应链多样化，减少单一依赖，增强经济安全。多样化和可靠的供应链对于应对现代经济和公共卫生挑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药品和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中，美国智库建议减少对单一国家（如中国）的依赖，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美国在2024年继续推进《2023-2026年国家卫生战略实施计划》（NHSS），通过财政支持和法规协调，扩大国内医疗物资和关键药物的制造能力。例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扩大了对药物活性成分（API）本土生产的资金投入，以减少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依赖。同时，美国农业部的食品系统转型计划通过投资促进国内生产多样化，增强农业供应链韧性。通过政策激励和国际合作，推动供应链的多样化，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还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经济韧性和可持续性。

6.台湾问题：中美在台海的战略博弈加剧，两岸关系发展受阻。

中美军事竞争加剧，围绕台湾问题局势紧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正在加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都在加强各自的军事能力和战略部署。随着中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增强与盟友的合作、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以及实施出口管制等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增强军事存在和进行军事演习来宣示主权。这种紧张局势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也对区域安全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使相关措施难以落地。面对赖清德当局的挑衅，大陆减少惠台举措，如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部分关税优惠，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如争取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与大陆建交等）。军事上，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周边积极实施常态化警巡行动并突破所谓“海峡中线”及“12海里”海空域，对台形成持续高压威慑。

7.关税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关税政策将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并对国际经贸格局和全球供应链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平均关税率过低，这是过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遗留问题，这些协议通过谈判锁定了美国的关税。美国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便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实施高关税政策。智库统计认为，贸易战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62%面临平均16%的关税率，远高于最惠国（MFN）税率，但仍远低于特朗普在第一任总统竞选时承诺的税率。因此，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时，将延续并深化关税政策，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美国智库研判认为，大幅提高关税在短期内将是灾难性的，特朗普对多边机构和规则缺乏兴趣， 且对谈判的态度强硬，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持久损害。因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施加的关税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美国智库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未来能产生效果普遍存在疑虑。尽管特朗普声称这些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和促进国内制造业，但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将对普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并未能有效解决贸易不平衡或促进经济增长。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可能导致价格上涨，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从而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出口和经济稳定。尽管美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来试图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实现经济脱钩。相反，关税可能带来贸易流动的变化，关税的增加可能会使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和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关税政策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制性措施，进一步将国际贸易关系复杂化。

表1 美欧高端智库重点关注领域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三）作者分析

通过对2024年下半年美欧智库研究报告的作者进行频率分析，在共计2686名作者中，发表5篇报告及以上的作者共有1166人，10篇及以上的作者511人，20篇及以上的作者215人。通过对高频作者进行履历和研究兴趣分析，发现高频研究者是国际相关课题的关注者，且多在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体现了该智库强大的研究实力。高频研究者曾在欧美国家政府任职，基本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

此外，高频研究者国籍为美国居多，少部分来源于欧洲国家。

例如，发文数量最多（474篇）的William Alan Reinsch（威廉·艾伦·赖因施）为美国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了国际关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如何通过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处理贸易争端。他曾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担任了15年的主席，其间积极推动开放市场、支持进出口银行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并反对单边制裁，支持合理的国际税收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还曾担任过商务部出口管理局副局长。从2001年至2016年，他同时担任美国—中国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

发文数量达221篇的Benjamin Jensen（本杰明·詹森）是美利坚大学博士和硕士，是赫斯特大学（Hurst）的兼职教授讲师，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非盟教授并帮助开发和平、冲突解决、外交政策和战略课程。他也是CSIS国际安全计划未来战争、游戏和战略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海军陆战队大学高级作战学院的战略研究教授。他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研究政治暴力、技术和战略不断变化的特征。他还是美国陆军的一名预备役军官。

2024年下半年，来自CSIS的多位高频发文学者在贸易、地缘政治、安全及技术议题上展现出鲜明的研究取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威廉·艾伦·赖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拥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及其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位背景，曾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商务部，专注于出口管理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其研究聚焦于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具有多重硕博学位，活跃于CSIS国际安全项目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其研究关注技术与战略、金融稳定及美元霸权的未来挑战。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n）曾任美国国务院多项关键职务，其在CSIS的研究则聚焦于中美经济竞争、制裁与货币政策。瑞安·伯格（Ryan C. Berg）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世界银行与富布赖特项目任职，现重点研究拉美地区的治理与安全。格雷戈里·B·波林（Gregory B. Poling）则以东南亚事务与南海争端研究见长，兼任CSIS海事项目负责人，其出版成果广泛。格雷戈里·C·艾伦（Gregory C. Allen）拥有哈佛大学MPP/MBA联合学位，曾在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制定中担任重要职务，现聚焦于技术治理与国家安全议题。白明（Jude Blanchette）具有牛津大学背景，并拥有在北京工作的经历，他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其他如雅菲特·奎松（Japhet Quitzon）、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与阿克沙特·辛格（Akshat Singh）等研究员，则分别在区域安全、全球贸易政策、技术竞争与官僚治理等领域持续发声，构成了CSIS多元而富有层次的研究网络。

四、研究启示

根据美欧智库研究内容，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华竞争呈现长期性、系统性、跨域性和阵营性的新态势，在国际关系、科技竞争、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对我国发展和安全态势带来重大挑战。相应对策如下：

（一）坚持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国际政治中的国内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新兴的网络安全和技术竞争背景下。在国际政治中，国内因素如选举周期和领导人认知偏好对国际关系有影响，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局势的发展。随着网络安全和技术竞争的加剧，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显示出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和信念的交织。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国利益交织且竞争加剧。中国需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外交策略，避免急功近利。例如，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中国可以通过与欧盟、俄罗斯等合作来分散压力，并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吸引更多的国际支持。

深化关税政策与供应链重组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工具。研究表明，仅当关税升至60%时企业才会大规模转移，25%关税下多数企业仍保留在华产能。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去中国化”，但中国通过技术升级与区域合作已经巩固了供应链地位。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区域化主导、多元化并存”的格局，而多边机制改革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将成为缓和冲突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企业需在成本控制与战略安全间寻找新平衡，而国家则需在保护主义与全球化红利间谨慎权衡。

（二）完善AI立法协同治理，优化环境促信用监管

中央立法统一规则、地方协同破除壁垒、动态治理平衡创新风险。参考美国将AI系统纳入产品责任法的思路，中国可考虑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明确AI开发者的责任边界。例如，可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企业对AI生成内容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建立算法备案和安全评估制度。推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令第783号）的实施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效废除地方保护政策。例如，市场监管总局已提出“一企一照一码”等举措，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数据、技术标准的全国统一。参考美国“先发展后立法”模式，可在自动驾驶、金融AI等领域试点“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测试创新产品，同时建立风险熔断机制。

强化AI监管合规，优化营商环境促信用治理。AI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监管和法律责任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技术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与治理方面。加强对开源模型的合规审查，例如限制高风险AI模型在敏感领域的应用，同时通过《国家数据安全白皮书》明确数据跨境流动规则。避免地方为吸引投资而提供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转而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如信用监管、执法规范化）吸引企业。例如，可推广深圳、上海等地的“信用+监管”模式，将合同履约纳入企业年报进行公示。

（三）海外基建影响深远，加强大数据在国家资源调配中的应用

中国海外基建投资影响深远，美盟友欲与之抗衡。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增强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限于国内需求，还扩展到全球，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和能源设施。这种投资模式使中国能够在这些国家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同时也容易引发关于债务可持续性和治理风险的担忧。美国及其盟国正通过类似的基础设施倡议积极应对中国影响力，以期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保持竞争力。

在国家资源调动的跨部门数据协同方面，可使用动态算法精准调配以提升应急与公平性。美国建立“资源协调委员会”整合公共资源数据，中国可借鉴此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的资源管理协调小组。比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统一调配卫生、公安、交通等多部门资源，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同时，美国通过算法动态调整贫困社区财政补贴，中国可进一步完善公共资源数据整合，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资源分配方案，确保资源向最需要的地区和人群倾斜。

（四）面对美国关税政策施压，短期精准反制，中期稳固根基，长期扩大开放格局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审议程序，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 “基准关税”，并对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加征更高的“对等关税”，涉及制造业、电子产品、汽车、钢铁、农产品等领域。其中，中国被加征34%关税，欧盟、日本、印度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被征收高低不等的税率。并于后续几周内频繁调整关税，有些产品要进入美国市场，关税居然被加到了245%，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和舆论的剧烈反应。随着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关税引发其美国国内无法压制的经济社会问题，特朗普宣布暂停或撤回部分关税调整。

据2024年智库报告的文本分析，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就多次提出，延续并深化关税政策，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从目前结果来看，特朗普对关税的预期符合其竞选团队提出的目标，而整个关税闹剧的过程只是表明特朗普政权对国际经济形势把控的低能和无效。中国应进一步把握美方底线、精准对接核心诉求，稳固国内市场、深化全球布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短期内，中国应对美国关税政策需以“反制+替代+内稳”为核心，将关税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与规则重构的契机。首先，精准反制与谈判筹码的积累。中国需延续对等反制措施（如对美商品加征34%~125%关税），但应聚焦美国痛点领域（以稀土、半导体及芬太尼化工产品和农产品为突破口。例如，稀土出口限制直接威胁美国军事产业链，五角大楼报告凸显这点。而美国农民因为中方反制失去上百亿美金出口市场，抗议呼声此起彼伏，令特朗普政府疲于奔命）以增强谈判筹码，提升议价能力。同时，利用非关税工具（如出口管制关键原材料、反垄断调查等）形成不对称优势，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其次，应规避美国关税壁垒，通过供应链区域化重组降低风险。通过“近岸化+区域化”布局对冲美国关税冲击，例如依托RCEP框架强化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同时在南美、东南亚等地区建立替代性生产节点，降低单一市场依赖风险。此外，重视内需提振与技术自主双轨并行推进。针对美国重点加征关税的电动车、半导体等产业，需加快国产替代进程，通过“市场换技术”模式加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同步扩大对欧盟、日韩、东盟和印度等市场的出口份额，运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救济工具平衡市场。重视国内需求市场的潜力，避免陷入零和博弈思维，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实现国内外市场联通，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中国国际化发展战略，推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

面对美国统治阶层对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重塑，应基于多边合作、供应链韧性、技术创新和区域一体化战略，化解美国单边主义风险并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低调务实，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强化国内产业链的稳定性与韧性。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并有效落实资金投入，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真正自主可控，掌握发展主动权。在贸易策略上，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分散贸易风险。在外交层面，以务实和谨慎的态度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外部力量，共同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在国内政策层面，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切实扩大内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同时需通过定向降准、出口退税等工具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补贴，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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