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工程建设管理专业委员会、东南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南京研究院智能建造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承办的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三届神经工程管理学术会议暨工程建设管理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于2025年6月20日-22日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成功举办。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李开孟出席6月21日上午的开幕式，并发表题为“中国工程管理范式重构：从合规监管转向价值创造”的主旨报告。根据发言内容整理形成本文。

中国工程管理范式重构：

从合规监管转向价值创造

工程管理通常被界定为“对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技术、经济、组织等要素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的系统性活动”（GB/T 50326-2017《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其核心逻辑植根于工业时代的泰勒主义管理哲学，强调通过标准化流程、分工协作实现工期、成本、质量的控制，以确保拟建项目的合规执行。数字时代的工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边界，转型为“通过整合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要素，在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创造多维最优价值的集成化管理活动”，体现为管理对象的拓展，即从单一项目实施转向“工程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的协同治理；管理目标的升维，即从“合规达标”转向“价值创造”；管理范式的转型，即从线性管控转向动态协同。

一、中国工程管理的演进脉络与阶段特征

（一）制度移植与初步探索期（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程管理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营建设单位和工程指挥部模式为主，管理逻辑植根于苏联援建项目的行政化组织体系。1984年鲁布革水电站项目首次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及国际招标机制，标志着我国工程管理与国际惯例的首次接轨。这一阶段的本质是通过制度移植突破计划经济桎梏，初步建立“投资-建设-管理”的分离机制，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体系。

（二）制度建构与体系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2004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1年二滩水电站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逐步构建起“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的“四制”框架，配套形成“估、概、预、结、决”的“五算”投资管控体系。这一阶段以《建筑法》（1998年）的颁布为标志，工程管理从经验主义向制度化、规范化转型，但管理重心仍局限于施工阶段的合规控制，尚未形成全生命周期管理思维。

（三）专业分化与管理深化期（2004-2017年）

国务院于2004年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提出推行代建制，推动工程管理从行政化模式向专业化治理转型。这一阶段呈现三大特征：（1）主体分化：代建单位、监理单位、造价咨询等专业机构形成分工体系；（2）工具创新：BIM技术、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开始应用于工程实践；（3）标准迭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等国家标准陆续发布。同时，专业分工导致管理碎片化，各环节协同机制缺失问题逐渐凸显。

（四）集成化与价值导向期（2017年至今）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提出“全过程工程咨询”，标志着工程管理从单一环节管控向全生命周期集成转型，呈现“三化”趋势：（1）管理模式集约化：整合投资决策、设计、施工、运维等环节专业能力；（2）技术应用智能化：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赋能工程价值管理；（3）目标导向价值化：从“程序合规”向“价值创造”转变，但尚未完成系统性范式转型。

二、工程管理现存问题的系统性剖析

（一）制度性障碍：程序正义与价值创造的失衡

1.规制体系的工具理性异化

现行《招标投标法》《政府投资条例》等法规构建了严密的程序管控体系，但存在三大矛盾：（1）统一程序与项目异质性的矛盾：国家层面统一的招投标程序难以适配EPC、PPP等复杂项目模式运作需要，一些项目因招投标流程僵化导致前期周期延长；（2）合规要求与效率目标的冲突，如一些项目因环保、通航等审批环节重复而导致审批周期延长；（3）行政监管与市场主体的权责错位，如行政部门通过监理工程师等制度实施监管，但不承担项目失败责任，形成“监管越位而责任缺位”的悖论。

2.部门规制的碎片化困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制文件存在各种冲突：（1）法律适用冲突：《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在工程采购方式界定上存在重叠，如部分项目因法律适用争议导致合同效力纠纷；（2）标准体系割裂：如房建领域规制文件数量是交通领域的3.2倍，市政工程与水利工程的造价计价规范差异率达15%-20%；（3）审批流程冗余：某产业园区项目需要通过12个部门的19项专项审批，其中节能评估与环评的内容重复超过30%。

（二）管理机制缺陷：价值创造的系统性梗阻

1.全周期管理的断裂效应

工程各阶段管理存在“三脱节”：（1）决策与实施脱节：某商业综合体项目因前期市场调研不足，建成后空置率达35%，远超15%的行业合理水平；（2）设计与施工脱节：传统DBB模式下，设计变更导致某桥梁项目施工返工率达8.7%，增加投资1200万元；（3）建设与运维脱节：某地铁项目因运维需求未纳入设计，后期需要付出大量投资进行改造。

2.价值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

现行评价体系存在“三重三轻”现象：（1）重程序合规性评价（如审批文件完整性），轻价值创造能力评价（如投资收益率的提升）；（2）重技术指标考核（如工程质量合格率），轻经济价值分析（如项目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3）重短期建设效果（如工期履约率），轻长期运维价值（如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

（三）执行层面困境：专业化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1.从业人员的价值创造能力不足

工程管理人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应对各种合规性检查，很少有时间用于价值优化活动。项目团队具备工程经济与管理复合背景的人员占比较低，难以履行投资控制和价值增值管理的责任。

2.咨询服务的价值传导机制失灵

传统咨询服务收费模式与价值创造脱节：（1）勘察设计收费按造价比例取费，导致设计单位倾向于“保守设计”，如某办公楼项目因安全系数取值过高导致工程造价显著增加；（2）监理服务取费不足造价0.8%，导致高素质人才流失，如某高速公路项目监理人员中持证上岗人员比例仅68%。

三、工程价值的多维解构与动态内涵

（一）价值的多元维度：从经济理性到系统协同

1.经济价值的核心地位

传统工程管理将投资回报率（ROI）、全生命周期成本（LCC）作为价值核心指标，但现代价值管理需要突破短期财务视角，建立“经济价值密度”概念，即单位投资创造的可持续经济绩效，如绿色建筑通过光伏一体化设计，可使每平方米投资的年发电收益显著提升。

2.社会价值的隐性赋能

工程项目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1）公共服务属性。如扶贫公路项目通过设置产业驿站，使沿线农产品流通成本降低，带动农户增收；（2）就业带动效应。如通过以工代赈创造就业岗位，惠及低收入群体；（3）文化传承价值。如某办公区采用“合院式”建筑布局，使传统营造技艺在现代工程中得以延续。

3.环境价值的刚性约束

在“双碳”目标的导向下，环境价值从“成本项”转变为“价值项”。如某产业园区项目通过BIM技术优化土方平衡，减少建筑垃圾外运量；某体育场馆项目采用“零碳运维”模式，通过光伏+储能系统实现减碳目标，并通过碳交易收益反哺运营成本。

（二）价值的时空维度：全生命周期的动态平衡

1.时间维度的价值递延

工程价值呈现“前期投入-中期释放-后期增值”的曲线特征。尤其是一些大型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属于百年工程，投入运营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形成长期价值增长极。

2.空间维度的价值外溢

工程价值具有显著的空间辐射效应，如上海虹桥商务区以高铁站为核心，通过TOD模式进行综合开发实现1公里范围内商业、办公、居住的价值联动，明显提升土地溢价，带动区域协同发展价值涌现。

（三）价值的利益相关者维度：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

1.业主方的价值诉求重构

政府投资项目更关注外部性影响，如某居民安置房项目采用“造价限额+品质承诺”模式，既控制单方造价又实现绿色建筑标准；企业投资项目强调“价值弹性”，如某数据中心项目通过模块化设计，使后期扩容成本大幅降低，以适应算力需求的动态变化。

2.使用者的价值感知量化

引入神经工程管理方法量化用户价值，如某医院通过脑电监测患者候诊区体验，发现冷色调墙面可使焦虑指数明显降低，据此调整装修方案后使得患者满意度提升；某地铁项目通过眼动追踪技术优化导向标识，提高了乘客换乘效率，延误投诉率大幅下降。

3.社会公众的价值参与机制

建立“价值共创”平台。如某城市广场项目在方案设计中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收集市民意见，据此调整观景平台高度，使城市观景价值大幅提升，同时减少风噪投诉。

（四）价值评估范式：从单一指标到多维矩阵

1.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创新

采用动态价值评估模型，利用“情景分析法”量化价值的不确定性。如某跨海大桥项目通过构建气候变化、交通量增长、区域经济波动三个情景，测算出不同场景下的价值风险系数，为弹性设计提供依据，使百年周期内的价值波动幅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2.价值创造的激励机制

推行“价值分享合约”。如某PPP项目约定，当项目IRR超过8%时，超额部分的30%作为社会资本方的价值创造奖励，促使社会资本方通过优化运维方案将IRR提升至9.2%，不仅使社会资本方收益提升，也使得政府方获得高额额外税收收益。

3.价值理性的范式转型

工程管理的价值转型本质上是管理哲学的范式转换。传统模式遵循“泰勒主义”效率逻辑，现代价值管理秉持“人本主义”理念。这种转型要求工程管理应建立“价值敏感型”决策思维，在工程方案比选中植入价值权重因子。通过对价值的多维解构，工程管理才能从“合规性执行”升维为“价值型创造”，真正实现从“建工程”到“造价值”的本质跨越。

四、工程管理价值创造范式重构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程建设成就斐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工程大国。40多年来，由于工程建设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我国各高校设立了大量与工程管理相关的院系。无论是工程建设实践还是工程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我国都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全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重大成就，主要来自于中国。全球工程管理研究的鲜活案例，也主要来自于中国。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不仅表现为工程建设规模增长速度的下滑，更表现为当前工程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工程强国建设的客观需要，这将倒逼我国工程管理范式进行深刻变革，并对高等院校工程管理相关学科发展及教学科研工作提出新挑战。从“合规监管”转向“价值创造”，应从制度重构、管理创新、能力建设和全球治理等维度实现工程管理价值创造范式重构。

（一）制度重构：构建“目标-过程-责任”三位一体的规制体系

1.价值文明的理念转换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本质是工程文明的跃迁。价值文明的构建，最终将推动中国工程管理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深耕”，并据此进行制度重构，完善工程价值创造治理体系，为全球工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随着价值创造体系的成熟，我国有望在国际工程管理领域形成“标准制定权、价值定价权、模式输出权”三位一体的竞争优势，真正实现从“工程大国”到“工程强国”的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工程管理的价值根基。

2.规制逻辑的范式转换

从“程序管控”转向“目标导向”，应在国家层面研究制定“工程管理价值创造指引”等标准规范，明确投资项目价值目标及其政策导向，完善促进工程价值创造治理框架的顶层设计；应通过建立“负面清单+信用管理”模式，对低风险项目简化审批流程，优化项目管理程序。

3.部门规制的协同整合

构建“1+N”规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工程管理制度体系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完善各部门的工程管理专项实施细则，力戒部门之间的制度冲突，加强协调统筹，形成价值创造的规制合力。

（二）管理创新：打造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体系

1.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深度赋能

在前期决策阶段，加强可行性研究及价值工程（VE）等工具的应用，明确拟建工程的多维价值目标及绩效管理要求；在工程实施阶段，采用BIM+FM等技术，实现设计变更实时预算控制，避免设计与运维的脱节；在工程运维阶段，建立设施性能指标与维护成本的关联模型，通过预测性维护等措施降低运维成本。

2.冲突管理的系统化升级

基于项目管理协会（PMI）的冲突管理理论，构建“三维响应机制”。在预防维度，明确冲突解决流程；在处置维度，采用“正视冲突”策略，通过设计-施工联合研讨会等方式解决技术冲突，缩短工期；在复盘维度，建立冲突数据库，通过历史案例分析等方式降低同类冲突发生概率。

3.价值创造工具的突破性创新

工程项目价值创造管理工具的变革动力，主要来源于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创新性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如开发元宇宙工程管理场景，通过VR+脑机接口技术实现设计评审效率提升，空间感知误差降低等。施工人员通过神经反馈训练，降低高空作业安全事故发生率。构建生物智能与工程价值融合机制，比如基于神经网络的混凝土性能预测，通过AI算法优化配合比，使混凝土强度标准差降低，耐久性提升；利用生物启发算法（如蚁群算法）优化施工调度，压缩工程项目关键路径工期并减少能耗等。

（三）能力建设：培育价值创造的生态体系

1.专业分工的价值网络重构

打破“碎片化”管理模式，形成三大价值集群：一是决策咨询集群，由投资顾问、经济专家、神经管理等跨专业的专家组成，为工程项目提供“认知负荷-投资回报”关联分析等，优化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二是技术实施集群，整合BIM工程师、数字建造专家等，通过全专业协同设计，降低施工冲突率，优化工程组织实施；三是价值运维集群，引入设施管理和数据分析专家，通过“性能合约”等模式，优化项目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在提升运维效率的同时分享节能环保、社区发展、产业促进等综合收益。

2.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重构

构建“工程管理+”跨学科培养模式：在高等教育工程管理核心课程增设工程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神经管理学、数字技术应用等模块；在教学实践环节推行“双导师制”，联合举办卓越工程师学院，推动高校与工程管理专业机构合作培养现代工程管理专业硕士或博士等。

3.咨询服务价值的定价机制重塑

推行“价值分享”的咨询服务收费模式，降低基础服务费用占比，强调绩效服务费与投资节约、工期提前等价值创造绩效部分的指标挂钩；通过“基础费+节约额分成”等模式，鼓励工程咨询机构为项目业主单位节省投资和创造效益。

（四）全球治理：构建工程价值管理新秩序

1.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中国主导的价值管理标准体系正加速形成，比如牵头组建ISO/TC59/SC13“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组，将中国的“五算合一”投资管控方法纳入国际标准，已有多个国家采纳。今后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等平台，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倡导工程项目价值创造管理模式，以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多维绩效，为工程管理的系统性重构贡献中国智慧。

2.构建跨境工程的价值协同机制

可考虑构建跨境价值管理三大平台：一是数字交付平台。如基于区块链的跨境工程合约管理系统，在项目管理中实现跨国支付的效率提升，有效缩短争议解决周期；二是人才认证平台。如开展“国际价值管理工程师”（IVME）认证，培养跨境项目价值管理的专业骨干人才；三是绿色价值平台。如构建“一带一路”工程碳账户体系，实现碳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绿色融资溢价。

来源：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