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返乡调研发现山姆、胖东来等中高端超市顾客爆满，消费者认为此类超市中的产品为公众最易购得的“特供”，由此反映公众消费信任缺失与食品安全焦虑感大幅提升。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供港食品”与内地监管标准存在差异以及信息黑箱催生“恐慌经济”等因素放大公众食品安全焦虑的问题，建议从构建动态统一标准、提升消费者参与透明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等方面推动信任重建。

一、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公众信任危机加剧

（一）食品产业链多个环节显露系统性风险。

一是生产与流通环节频频暴雷。2024年5月记者调查发现茉酸奶原料过期40多天仍使用；济南和郑州两家麦当劳门店被指篡改保质期标签，使用过期食材且炸油品质超标；包括中储粮、汇福粮油等企业将非食用液体（如煤制油）与食用油混装运输；7月江西一正新鸡排店被曝存在苍蝇污染食物、烹炸用油反复使用20多天不换油；12月北京一男子在袁记云饺吃出蚯蚓；2025年1月，“潮州市阿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特级牛筋丸和特级牛肉丸的风险监测中存在鸡源性成分。

二是餐饮卫生隐患突出，违规操作频发。2023年10月，华北理工大学一学生在食堂吃出鼠头；6月北京蜜雪冰城门店员工在水池中冲洗脚部；10月广州陶陶居酒家一门店后厨内有“老鼠啃叉烧包”；2025年1月成都一火锅店员工在后厨小便，江西新余十六中食堂员工长期脚踩食材。

（二）中高端超市爆火反映消费信任转移。

一是传统商超“信任赤字”加剧。永辉超市曾在2021年因董秘“30万次抽检仅15次不合格”的回应引发激烈抗议，截至目前永辉超市营收已从2022年至今连续7个财报节点下滑，并于2024年三季度亏损1.63亿元，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了726%。但山姆超市尽管在2024年多次曝出食安问题后，因其在品控相对优势情况下，仍是消费者无奈选择下的最优解。

二是大众消费心理从“价格敏感”向“信任优先”转变。据艾睿铂调查显示，64%的消费者愿为“可追溯来源”商品支付“信任溢价”。例如，山姆会员店通过采用全球采购体系，在2024年因农残超标下架某品牌蔬菜后公开供应商名单；胖东来在“员工尝面事件”中发布13页调查报告，同时开放后厨直播，将整改过程全程透明化。中高端超市正通过供应链透明度和品控标准正重塑信任，近三年山姆中国门店从30家扩张至73家，销售额年均增长超20%；胖东来从2022年的约70亿销售额增长至2024年169.64亿，累计增长142%。

（三）“供港食品”标准差异加剧大众食安焦虑。

2024年4月香港消委会检出哈尔滨麦道啤酒含有三类致癌物——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该企业回应该产品仅在内地销售，且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引发“毒啤酒专供应内地”的讨论。此外也出现大量出口至海外的食品因不合格被退回，如8月稻香村月饼含脱氢乙酸钠被韩国退回；10月一批鸡蛋制品因检出禁用抗生素恩诺沙星超标被欧盟紧急通报。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数据，2024年上海食品流通和餐饮环节的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出现了连续4年的下降，2024年分别降至97.9%、96.5%，且市民对小餐饮店的满意度仅86.4分，反映监管高标准与公众感知间的落差。

二、三因素叠加导致食品安全焦虑

（一）监管标准“双标”与执行力度不足。

一是国内监管实践滞后于国际标准。以香港为例，其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农残标准，涵盖3300余项检测指标，且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严苛，如香港对西兰花中吡虫啉的残留限值为0.5ppm，较日本标准严格10倍，2024年某进口蔬菜企业因农残超标被罚50万港元并永久禁止入港，而内地却未对此项设定明确限值。

二是监管资源存在“倒金字塔”困境。与供港食品的集中管控不同，内地食品监管存在多部门分段管理、信息采集困难及资源分配不均等“九龙治水”的困境。经济发达城区的市场监管局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编制相对充足，而周边的县域地区则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宜昌茅坪市场监管所辖区现有市场主体1696家，在岗工作人员只有4名；苍梧县辖区内市场主体共713家，现有执法人员79名，其中队伍年龄构成40岁以下占比为43%，而50岁以上占比28%，监管队伍偏老龄化基层监管工作压力大，“人少事多”“权小责大”等问题突出。

（二）企业主体责任缺失与新兴渠道风险凸显。

一是企业生产违规行为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共有20余起食品安全事故，涉及多行业、多环节。包括使用过期食材、不卫生违规操作、后厨卫生不达标、使用生肉等，其中涉及学校的有3起。涉及品类门店包括奶茶饮品店，烘焙店、学校食堂、连锁餐饮店以及大型饭店等，其中包括南通一酒店的厨师在菜肴里添加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来给顾客止泻、预制菜生产企业用淋巴结和腺体未去除的劣质“槽头肉”制作梅菜扣肉预制菜、螺蛳粉店添加粪臭素来增臭等行为。

二是新兴渠道风险加剧，直播带货成重灾区。2024年2月，东方甄选带货一款西梅汁中含泻药番泻苷A和番泻苷B；9月网红“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在直播间宣传售卖的假“香港美诚月饼”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10月，网红“东北雨姐”售卖产品未检出红薯成分却标注“纯红薯淀粉”，被罚165万元。

三是食品供应链仍存“三无”顽疾。食品供应链中的溯源缺失、标准混乱及冷链薄弱等问题，已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核心隐患。2024年9月，广东揭阳普宁市查处多个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调查发现，私宰窝点宰杀生猪时不仅无人检查过猪耳标（溯源标）、检票证等，还可以花钱办理“检疫许可”，一头猪加盖检疫验讫印章只需25元。除溯源难外，无标准与部分区域无冷链等问题共同构成威胁食品安全的“铁三角”。如，2024年8月，安龙县检察院发现大部分冷冻食品经营单位为降低经营成本，将冷冻食品储存设备温度设置为零下10℃的较低档位，远高于零下18℃的国家要求。此外，中国的食品冷链物流法律法规体系较宏观，相较国际相关标准体系缺乏强制执行力，且存在滞后性。

（三）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与维权困难放大焦虑。

一是信息黑箱催生“恐慌经济”导致信任崩塌。以2023年“预制菜含防腐剂”谣言为例，其传播呈现县域扩散快、城市辟谣难的特点。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该谣言在县域微信群中的传播速度是城市的4.3倍，某县中学家长因担忧预制菜“长期食用致癌”，发起集体抵制行动，迫使当地学校食堂改用现制餐品，导致运营成本上升。据中国经济网舆情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预制菜”相关信息127.1万余条，其中超八成（87.9%）消费者对即配食品了解不深。此外包括“南京等地大米检测出重金属‘镉’超标”“牛肉检测出兽药‘恩诺沙星’超标288倍”等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谣言层出不穷，引发公众恐慌情绪的同时也对相关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二是公众送检成本高、维权难度大。北京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机构不接受个人送检，通过对近百家检验机构筛选出后，8家具备食品检验项目的机构中仅一家表示可以接受个人送检，反映食品安全维权投诉容易举证难的特点。例如，2024年12月，一女子网购果冻发现其中有头发，如消费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单次费用可达数百至上千元，且检测周期长达数周。最终在12315调解下，耗时一个月后获得仅为法定最低标准的50%的赔偿金额。这种“低效高成本”的维权路径，迫使消费者权衡“维权收益”与“时间精力损耗”，多数选择放弃追责，最终导致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实际成本远低于法律预设，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剧。

三、对策建议

（一）推动标准统一与监管升级。

一是对标国际动态更新标准体系。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在农残限量、添加剂使用范围等方面仍存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不足。建议借鉴香港经验，建立覆盖“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标准体系，例如农残检测项目从400余项扩大至600项以上，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及时修订标准。二是强化执法刚性，实施分级惩戒。现行法律虽明确了企业主体责任，但执法力度与违法成本仍需提升。对违法企业实施“顶格处罚+行业禁入”双轨制。

（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一是构建追溯与信用双体系。企业需建立从原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追溯系统，并公开关键信息（如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推广供港蔬菜基地的备案与年检模式，要求企业定期提交第三方检测报告，将结果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要求备案标准严于国标并公开接受监督。二是新兴渠道监管需前置化。针对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建议实施“资质审核+抽检备案”双重机制，电商平台需承担连带责任，如要求入驻商家提供食品安全责任险，并建立先行赔付基金。

（三）提升消费者参与透明度。

一是优化维权与赔偿机制。简化消费者投诉流程，推广“不满意即重做”作为标准服务条款。同时，设立小额诉讼快速通道，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二是加强科普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普遍存在，需通过多渠道科普消除认知偏差。例如，结合新版添加剂标准实施，可联合媒体推出“添加剂解密”系列科普，强调合规使用的必要性。

（四）加强政策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一是智慧监管覆盖全链条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模式，利用AI图像识别技术实时监控餐饮后厨操作，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二是检测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快速检测设备。设立“食品安全技术创新基金”，支持便携式检测仪、智能传感器等设备的研发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