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不断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集中，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国有企业行业分布依然较宽，业务重叠和重复投资问题仍旧存在，在半导体、信息科技等战略新兴领域布局严重不足等，制约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新时期，要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作用，鼓励行业龙头向上游延伸，调整发展战略重心，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向战略性、前沿性、创新性产业方向布局发展，投资重大科研平台、参与重大技术攻关、引导推动科技创新。

一方面，要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促进原始创新及成果转化。完善大型国企、央企科技投入机制，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比例。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创新投入机制，广泛吸收来自政府、银行、资本市场和风险基金等多种渠道的科技研发支持资金，合理布局研发经费投入方向，以资本力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迅速市场化和效益化。同时，优化国有资本预算资金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方式，对实现产业化的技术成果在申报国资预算项目时予以优先支持；采取资本金注入及费用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创新，重点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另一方面，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导向作用。在新一轮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中，围绕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基础性关键性产业、培育和引导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向国防军工、重大装备、能源供应保障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集中，向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前瞻性战略性行业集中，加强国有资本在新兴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战略材料、关键零部件、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布局，鼓励国有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卡脖子”环节攻坚克难并取得原创性成果。同时，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导向作用，带动重点行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代表的国企改革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中央企业累计引入社会资本超过2万亿元，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70%，国有企业活力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国企混改逐步进入深水区，存在“引进来”易、“转机制”难，社会资本话语权不高，市场化改革流于表面等问题，要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契机，以混改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优势，深入推进国企改革，以高质量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创新能力提升。

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体制与经营机制。通过混改，构建权责对等、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组建多元化、专业化的董事会，推动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监督者透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治理机构来有效履职行权，同时也让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能够真正参与企业经营决策，有效发挥作用。例如，中国联通引入14家战略投资者，注重调动战略投资者合作主动性，“借船出海”，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有效供给能力，在5G业务、宽带业务、移动服务业务、基站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佳绩，2017~2021年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76%、858%、22%、10.3%、15.0%。中国联通正是坚持以“混”促“改”，持续探索创新市场化体制机制，建立了现代企业治理体制与经营机制，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发展局面不断打开。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创新发展。围绕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借助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可有效发挥民营企业产权关系清晰、市场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等优势，形成各种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让国有企业能够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灵活高效运转，成为有创新力、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例如，中信戴卡作为中信集团旗下一家从事汽车轮毂研发制造的企业，紧抓发展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独创性地与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组成“轻资产合作”战略联盟，建立起材料研究体系和促进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获得5400多项国内外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3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同时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成为全球汽车轮毂行业的“隐形冠军”企业，真正探索走出了一条国有企业引领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国民共进”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目前，国有企业人才队伍仍存在结构不合理、领军及高端人才缺乏、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招来、留住、用好人才，更好地增强国有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第一，完善人才培育与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引、选、育、用、留”工作机制，以取得创新成果为导向，建立适应未来国际化竞争的人才发展模式，大力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推动创新型团队体系建设，深化校企合作，推进“订单式”人才培养。同时，建立合理的创新回报激励机制，鼓励创新人才采用技术成果加股权、期权分配等方式进行分配改革，充分利用股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激励创新人才开展成果转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第二，建立健全创新考核机制。加大创新指标在经营业绩考核中的比重，针对研发投入等重点创新指标，结合不同类型的企业特点，实施创新分类考核。对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投入，经认定可在经营业绩考核中视同利润考核。探索建立创新的长周期评价考核机制，对符合国资国企改革方向、履行决策法定程序、实施创新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操作、但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创新型项目，应不作负面评价。

第三，完善创新容错机制，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破除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的“求稳怕错”、“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健全容错机制，支持和保护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和科研人员，让其轻装上阵、积极作为，激发企业家创新思维，释放国有企业创新活力。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要素资源，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少数”。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原则，保护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打破国企负责人不敢创新、不愿意创新的僵局。要建立容错机制的负面清单，区分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中哪些错误可以宽容，哪些错误严格禁止。要明确容错标准，审慎处理创新中出现的失败，实行责任豁免的容错机制，增加国企负责人的创新空间，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形成敢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国有企业不仅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发挥这不可或缺的作用，还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然而，我国创新投入低、创新主体协作不够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仅为2%，远低于美、德、法等国10%左右的水平，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缺乏创新协作，技术人员对前沿科技动态关注不足、科研学者不了解企业需求，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脱节严重。因此，要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打造形成原创技术策源地，亟需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各类主体的融通创新，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第一，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联合攻关。国有企业要发挥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和牵引带动作用，培育产业生态，进行产业上中下游资源整合，甚至是跨界整合，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协同发展。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计划，发展基于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共享、数据驱动、产业生态共建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着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聚焦核心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关键装备与材料、基础软件等“卡脖子”环节，分层级摸清各环节短、中、长期的替代方案。

第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大中小微企业平等对待，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搭建公开、公平、开放的创新平台，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创新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支持。放宽市场准入，释放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更大空间，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高端制造业等继续创新的行业。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打造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的创新性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三，建立市场化监管体制，释放创新潜能。构建适应国企创新发展的管理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实行清单管理，推动监管方式从事前审批备案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进一步强化部门间的监管协同，通过“合并同类项”，形成监管合力，降低监管成本，让国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轻装上阵”。监管部门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过多干预的同时，加大对国企创新的监管力度，重点监督创新实质性投入，严惩瞒报虚报投入行为，完善国有企业考核机制，把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效作为企业与企业领导班子的重要考核指标，形成突出创新导向的评价制度。

作者：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志伟